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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野史? 野史写的就一定不真实吗?
发布日期:2022-01-30 05:33   来源:未知   阅读:

  经常跟人讨论看什么类型的历史书来了解历史,大多数人都有共识的是,正史是一定要看的,因为它毕竟是官方编修的书籍,由于这层背景,往往可以很容易接触到一些真实的前朝历史典籍。但对于阅读野史,人们的意见就开始分化了。有人说,野史也是历史,有人却对阅读野史嗤之以鼻。那么,野史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内容是否真的全部为虚构呢?

  自古就有“稗官野史”的成语,那“野史”又是什么意思呢?“野史”一般是指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与朝廷主持的官修史书共存。

  相较于“正史”,“野”有两层含义:第一,从编撰者来说,在朝人士奉命编撰的为正史,在野人士自行编撰,未经官方批准审定的,更不是皇帝“钦定”的,甚至为官方所禁的,不是为了藏于庙堂官厅,而是流传于民间的,就是野史;第二,从雅与俗、文与野相对立而言,正史是经专门人员作过特别整理雕饰的,而野史多半是原始史料的汇编,或者原始史实的粗鄙记录。

  就野史的内容来说,多为作者道听途说或耳闻目睹的一些逸闻趣事,文字多涉历史掌故。“野史”并不都是信史,传疑传信,风格有的近于“小说家言”,但由于其为私家撰述的特点,就没有了正史编纂时的那些忌讳,很多人们在“正史”中难得一见的事件,在“野史”中往往可以寻到蛛丝马迹,甚至详细描述。如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谜,雍正帝的死因等,在“野史”中都能找到记载,可供后人参考、分析。

  野史对鲁迅的影响非常大,野史“稗”的艺术特征充分表现在鲁迅杂文中,即取材的轶事性,描写的民间性。在鲁迅看来,正史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这一观点是提倡“新史学”的梁启超最早提出来的,鲁迅接受了这一观点。

  宋代野史笔记扩大了史学视野,与官史相比,野史笔记有自己不同的作者群体和史料来源。作者身份多种多样,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其史料来源便是他们耳闻目睹和亲见亲历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事件。如果说史官或正史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重要史料,那么野史和笔记则是研究宋代社会史的重要史料。宋人笔记具有历史的宽广度,涉及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诗词典故、金石碑刻、文字书画、城市坊巷、园林建筑、医理药方、草木鱼虫、宴饮娱乐等内容。

  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为例,该笔记就记载了桂林及其周围地区各方面的内容,如岩洞、金石、香、酒、器、禽兽、虫鱼、花果、草木、民族等。宋代笔记也具有历史的纵深度,小到一件事情的始终、一个人经历的始末,大到数朝的更替乃至历代的兴衰,在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如方勺《青溪寇轨》专记方腊起义之事;苏轼《东坡志林》则记苏东坡自己20余年的生平际遇;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事迹。

  宋代野史笔记直面当代历史和社会现实,具有官史所没有的优势。如关于靖康之耻,朝廷及其官史都加以讳饰,高宗赵构还曾严厉宣布“此(指研究靖康史事)尤为害事”。但野史和笔记仍然坚持讨论和反省靖康国耻的历史原因,出现了一大批直面靖康之变的野史,如《呻吟录》、《孤臣泣血录》、《靖康要盟录》、《乱华录》、《靖康建炎忠义录》等,反映了民间历史学者对徽钦政治迷惘、哀伤和悲愤的心理。

  明清时期,小说的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对于野史的撰写同样达到了集古今大成的地步。

  由于《明实录》涉及到明朝宫闱机密和皇帝隐私,所以明政府制定了“崇重秘书,恐防泄露”的制度,将实录藏诸禁中,秘不示人。并且规定,每一朝实录修成之后,都必须把底稿加以焚毁。明代焚毁实录底稿还有专门的地点,那便是宫禁中太液池畔的芭蕉园。明代黄景昉《国史唯疑》中称:“实录成,……其副稿虑为人见,例焚之芭蕉园,在太液池东。”

  于是乎,野史便大行其道,填补了这段中下层看不到历史的空白。社会上不见实录,野史便开始泛滥。顾炎武曾精辟地指出: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以是野史日盛;而谬悠之谈,遍于海内。

  第三是猎奇多诞。正如王世贞所说,明代野史的弊端之三是“好怪而多诞”,有些作者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对一些事情也不进行核准就开始写,毫无根据。

  以祝允明的《野记》为例,作者官至应天府通判,但不久致仕,长期生活于民间,所以他的《野记》有关宫中的内容便多属道听途说,如关于仁宗之死,《野记》称:“仁宗郭妃,以中宫诞辰,邀过其宫上寿,上亦往。妃进卮后,后不即饮,上曰:‘尔又为疑乎?’遽取饮之,妃失色,无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经死。”意思是说仁宗是被毒死的,但《仁宗实录》的记载则是另一番景象:先是“仁宗不豫”,后是“仁宗大渐”,遗诏天下,传位皇太子。实录的记载向我们表明仁宗是病死的。

  关于清代的野史恐怕是我们现代人最熟知的一部分了。与唐、宋、明等汉族政权相比,清朝政府在尊崇和利用《清实录》上,更加鲜明而突出。清朝皇帝在治国理念和经验上,更加依赖于《清实录》所记载的先帝治国经验和准则。在后世留下的记载中,清帝对于本朝实录是“晨兴恭诵”或“日阅一册”,“监于成宪,不愆不忘”。据《大清会典》称:“内阁尊藏列圣《实录》,以次进呈皇帝恭阅,周而复始,日以为常。”这种阅读记录远远多于汉族政权的皇帝。以明代而论,喜欢阅读实录的朱姓皇帝。只有神宗的事迹比较突出。而清代上至圣祖下至文宗,都留下了恭阅实录的丰富记录。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开始清点实录,所见太祖、太宗、世祖(以上三朝实录为雍正、乾隆间校订本)、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丈宗、穆宗十朝实录满、汉、蒙文本各有四部。另外,盛京崇谟阁藏有十朝实录满、汉文本各一部,共计满、汉文本实录各五部。蒙文本实录各四部。这五部汉丈本实录习惯上按装潢和开本大小,被称为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小黄绫本。大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在皇史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部收藏在盛京崇谟阁,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小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在乾清宫,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本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皇史宬内景,在这些“金匮”中,收藏着历朝皇帝的实录和圣训,以及皇室的玉牒

  乾清宫本是正式进呈本,因此仪式非常隆重。在所有清代实录的版本中,乾清宫本是最讲究进呈仪式的。嘉庆帝曾指出乾清宫本的进呈仪式“典礼至重”,不能只派侍卫捧送实录,而应该派贝子、公以下宗室官员赍捧,并派亲王、郡王、贝勒等左右护视,实录先由总裁等人安放保和殿,派有关官员、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大门侍卫“于殿外前后轮流坐更,小心照看,不准在彼点灯吃烟”,次日进呈,“其表文著于送书进乾清宫时,监修官一并送进”。次年正式进呈时,典礼十分隆重,“王以下文武各官行庆贺礼,派出奉书之贝子、公及宗人府官,由保和殿恭奉《实录》、《圣训》至乾清宫安设,上复诣香案前行礼”。而尊藏最具保藏性的皇史宬本时,皇帝则下令简化仪式,只由其本人到皇史宬简单行礼就行了。

  当然,在这种背景下,清朝的野史就走上了比明朝野史更猎奇更偏离真相的道路,反正老百姓跟皇家离得远,怎么离奇怎么来吧。现在我们看来,很多野史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比如我们说“雍正篡位”的传说中,雍正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这从文言文的写法、说法以及满汉两种记载等逻辑上,是很不通顺的,但老百姓不知道啊,所以就越传越神。

  此书乃是清小横香室主人辑,姓名及生平不详。十二卷。此书辑清代的遗闻轶事分五类:(1)清宫遗闻,辑宫内奇闻异事。内有太祖敷教明刑、内官之制、谕旨前军机署名之例、咸丰朝诸臣奏请开捐等317则;(2)清朝史料,辑清代典章制度,政事刑狱。内有票拟、奏事处、启心郎、台省拾遗、顺康朝大臣体制、十三衙门、庄廷钱史稿之狱、柳条边、军机处、军机章京、军机沿革、军机处行走兼管部务、秋审四项、陕西冤案等271则;(3)清人逸事,内有赵公谳狱、岳钟琪纪成斌冤狱等279则;(4)清朝艺苑,辑文苑韵事。(5)清代述异,辑怪异故事。

  综上所述,野史秘闻也好,笔记传说也罢,都是游离正史之外的另一种补充。“正史”有规矩、有章法,不会为了读者的喜好而故意猎奇,但会因为统治者的避讳而有所缺失;“野史”虽然记载时没有任何限制,但总会因为要符合读者口味而偏离以及夸大事实真相,加之多以传说为依托,也免不了都是民间百姓的想象。只不过,如今我们无缘得见真正的历史,因此“正史”与“野史”如有兴趣,都应该看看,至于哪句真哪句假,就要靠诸公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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